尽管学历层次对代际效应的调节作用不存在，但专业领域能够调节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通过追求研究生学历、选择理工类专业来实现向上流动，理工类专业可以帮助其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的束缚优势家庭并不一定非要追求更高的研究生学历，如更多选择经济学或管理学、人文社科类等容易在求职时发挥家庭背景优势的专业。

　　1999年，中国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一跃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扩张不止于本、专科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在不断扩张。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学历，他们希望凭借更高学历获得理想工作，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

　　在这种背景下，读研是否有助于个人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束缚？是否还存在其他途径，比如专业选择？笔者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2007年、2011年和2013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对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针对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开展的抽样调查。课题组从高等教育扩张后第一届毕业生的就业年200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每次调查的样本学校选取考虑学校所在地、学校类型和学校级别的差异，涉及7～16个省份，约两万个毕业生样本，对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研究对象确定为这3年调查中已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群体，其中，学生有效样本量分别为6494、8462和6444名，学校有效样本量分别为28、29和28所。

　　笔者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都是影响毕业生初职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重要因素。学历水平越高起薪越高，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也越高。相比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起薪优势明显且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更高，而专科毕业生则相反。从专业领域来看，不同专业领域毕业生的起薪和职业类型存在差异。与理学或工学专业相比，文史哲、经济或管理学及农学或医学的起薪在2007年和2011年要显著更低，这三类专业领域在2011年和2013年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相对更低。

　　第二，家庭背景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初职起薪和职业类型的重要因素，即代际效应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依然存在。家庭收入越高起薪越高，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能够显著增加其子女从事该类型职业的机会比率。

　　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女性的起薪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都要显著低于男性。学业成绩班内排名靠前会提高毕业生的起薪水平和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担任过班干部有助于提高毕业生的起薪水平，但对毕业生的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拥有英语水平证书、读双学位或辅修其他专业的优势基本不明显。没有证据显示获得过奖助学金的学生在初职起薪上占据优势。党员身份对初职起薪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显著增加毕业生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机会比率。一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低于重点大学毕业生，但与高职高专毕业生(除2011年)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学校选拔性对于毕业生职业类型的影响基本不显著。学校所在地对毕业生起薪和初职职业类型的影响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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